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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梅森:從炒股、開發房產到《人民的名義》大火

文章來源:澎湃新聞 作者:周梅森/口述 張英/采訪整理 時間:2019年03月18日 字體:

和許多坐在書齋里安靜寫作的作家不同,周梅森是一個在路上的行動派。

1980年代,靠著幾篇報刊的短文章,周梅森從徐州老家一名煤礦工到南京的《青春》文學雜志編輯,又憑借寫作的實力和成績,成為了江蘇省作協專業作家,更是靠著早期的新歷史小說,形成了全國性的文學影響。

1990年代開始,中國社會進入市場經濟發展時期,先鋒派文學崛起,周梅森暫別他的寫實小說,投入到火熱的生活里去。在文學上,高爾基和巴爾扎克,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這兩個作家,都是人生經歷豐富、社會閱歷廣闊的人。

周梅森先是到徐州市政府掛職當副秘書長,然后創辦實業,下海經商,從修高速公路到開糧油公司,從炒地皮到開發房地產,從炒股、股權投資到影視劇投資,這三十年里,周梅森的每一次選擇和轉身,都與中國經濟變化發展和轉折吻合。

更難得的是,這么多年,周梅森一直在堅持現實主義文學立場,一直在堅持文學創作。他對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理解,他在不同行業闖蕩的經歷,權力、金錢、人性的復雜碰撞,都在周梅森《人間正道》等十幾部長篇小說里展示得淋漓盡致。

周梅森野心勃勃,自己能不能成為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,因91部《人間喜劇》系列小說,完整記錄了18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的變遷與風貌,被譽為“資本主義社會的百科全書”的代言人。

要成為中國的“巴爾扎克”,周梅森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作為一名記者,我有幸在不同階段,看到周梅森的變化。

1996年,周梅森結束徐州市政府副秘書長的掛職,以長篇小說《人間正道》復出,造訪上海。那是我第一次采訪周梅森。采訪結束后,《文學報》總編輯酈國義請客,吳亮等人作陪,一起在外灘附近吃了個飯,聽他講述闖蕩商海的傳奇故事。

另外一次是2001年,周梅森在作家出版社出版《至高利益》《中國制造》《絕對權力》《我本英雄》等一系列長篇小說。剛好周梅森在北京開會,和他合作的出版社編輯張懿翎請我采訪周梅森。這時候,周梅森正是大紅的時候,很多小說改編成了電視劇。

之后就是2017年4月,周梅森的長篇小說《人民的名義》出版3個月,發行量高達183萬冊,十月文藝出版社辦了《人民的名義》座談會慶功,我再次見到周梅森,此時他已經從作家,轉變成為一名成功的影視制片人。

周梅森說:“大時代變遷的軌跡與我的人生是契合的,我始終是一位在場的作家?!?/p>

巴爾扎克讓我成為作家

我經常說,我這個人天生就是當作家的料。

1956年,我出生在江蘇徐州市韓橋煤礦的一個工人家庭。父親是煤礦的地質測量工,母親是礦山集體工,我的弟弟、妹妹都是煤礦工人。

誰都沒想到我會當作家。小時候,因為家里窮,買不起書,我經常到廢品站去淘舊書看,兩根冰棍兒的錢,就能買到好幾本課外書。當時,市面上的書也很少,基本上都是宣傳讀物,沒什么文學營養。

1970年,我14歲那年,上了礦區初中,以半工半讀的形式,進入了礦工行列。徐州煤礦當時缺乏勞動力。所以,別的地方叫學工學農,我們那叫半工半讀。國家每個月給我們九塊錢,半個月下井,半個月上學。

1974年,我高中沒畢業,就變成了一名真正的礦工。擁有了自己的礦燈,自己的換衣箱和工具箱。青年對未來的美好想象,人生的詩意和浪漫全消失了,生活也變得沉重起來。

1970年代,當煤礦工人雖然辛苦,但也是令人羨慕的工作。當時,工人的社會地位很高;每月三十九塊錢的工資,一年一套工作服,再加上工作穩定,又是鐵飯碗,算得上是一個好工作。

我最早的文學夢,是在深深的礦井下萌發的。在我家鄉徐州煤礦,他們都知道我的一個故事。有一天,我在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里發現了一本書,沒頭沒尾,前面少了幾頁,后面少了幾頁,書脊也撕掉了。我看了一會,才知是《巴爾扎克傳》。

書里寫到,巴爾扎克一天到晚想發財,辦過肥皂廠,香脂廠,每次投資都失敗,失敗以后就找出版商預支稿費,拿了稿費繼續投資,又失敗,再寫稿還錢。一輩子就這樣過來了。這本書里有個細節,巴爾扎克在他的偶像拿破侖的劍鞘寫了一句話:“你用劍征服世界,我用筆征服世界”!巴爾扎克這句話,深深地震憾了我。

看完這本殘缺不全的書后,我想當一個作家,立志要做中國的巴爾扎克。后來還找一個會繪畫的同學,讓他對著書里的巴爾扎克照片,畫一張巴爾扎克素描,掛在我的小屋,用來激勵我自己。

現在回想起來,那時年輕,膽大妄為,就認識三千多個字,就開始寫小說了。我開始寫作是源于貧困和孤獨。當時,下了班也沒有什么別的娛樂活動,空虛又寂寞,讀書和寫作,就成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
那時沒有稿紙,我下井的時候就專找包炸藥的紙。炸藥紙一般要涂一層蠟,涂蠟之前要切下來很多碎紙片,我就在那上面寫小說。

我人生的第一部小說,名為《煤鄉怒火》,總共25萬字。那片默默無言的煤海和滿臉煤灰,汗流浹背的父老兄弟,給了我最初的創作沖動。小說寫完后我寄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,但沒有什么回音,多年以后,人民文學出版社把這部書稿找出來還給了我。

我父親反對我業余寫作。他怕我亂寫,會被打成右派,為此撕毀過我的稿子。那時,父親最喜歡的是我弟弟,弟弟像他一樣,也做了煤礦工人,老實本分,不管是家里的活,還是單位的活,都任勞任怨干得很好。

但看書寫作還是改變了我的命運。

1978年,我22歲,在《新華日報》發表了處女作《家庭新話》,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字。此后,我又在《新華日報》發表了一篇文章。1979年,南京《青春》雜志社看中了我,破格招收我為編輯,我離開了徐州煤礦,登上了駛往南京的火車。

到了文學雜志工作,每天讀的是文學作品,見的人都是搞創作的,慢慢地我的視野也開闊了,寫作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

可以說,《青春》是我的大學,在《青春》的五年中,我完成了一個礦工到一個作家的轉變。

《沉淪的土地》寫得是舊社會的煤礦傳奇故事,講的是民國初年傳統鄉紳地主與新興工業資本家斗法的故事。這部作品發表和出版,讓我成為了一名作家。這部長篇小說,在當時引起了震動,馮牧當年提出了“周梅森現象”:為什么周梅森沒有民國生活,沒在舊時代呆過一天,能寫得這么好?唐達成也曾說過,看來我們一些傳統理論要打破了,應該承認間接生活也是創作的源泉之一。

到南京工作的十年,我發表了一系列歷史題材與戰爭題材的作品,如《黑墳》《軍歌》《國殤》《孤乘》《沉紅》《大捷》等多部小說,其中3部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,這些作品讓我作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被承認,讓我獲得了第三屆全國中篇小說獎,也在文學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

1984年,我成為了江蘇省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,那年我才28歲。1988年,因為創作上的成績,我被江蘇省政府授予“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”稱號。我在文學界成名以后,父親的觀念才漸漸改變了,承認了我的勞動價值,還經常把我寫的書給親戚朋友看,他心里還是為我高興的。

最早炒股的作家

在南京的作家里,我應該是最早炒股的人之一。

1990年代初,社會上出現了全民經商熱。那時文學陷入低潮,社會上沒有什么人讀小說,文學雜志和文學出版物,印量很低,也沒有什么反響。

即使是小說改編成電影,版權也就800元。電影也沒有什么人看,更談不上什么社會影響。我從1983年到1993年,幾乎每年出一本小說,5部拍成電影,我們家十年的全部積蓄,卻只有8萬塊錢。

我想讓生活更好一些。我的朋友,山東煙臺的作家矯健把我帶入了商海。矯健比我大,是《膠東文學》主編,有才華,小說寫得好看,拿過兩次全國小說獎。

記得有一年,我寫了中篇小說《大捷》,《收獲》雜志李小林看了覺得不錯,讓我去上海改稿子。當時我住在上海電影制片廠,矯健也住在這個招待所里。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找我,手里提著一密碼箱鈔票,應該有二三十萬元,那是他通過股票交易套現的一筆資金,為了安全起見,拉我充當保鏢,一同去銀行把錢存起來。

那天,他請我吃了個飯,又一起去洗浴中心洗澡,價格很貴,每人三十八元。我當時很好奇,他是怎么賺錢的。他也沒有隱瞞,給我講了很多賺錢的方式,買國庫券,股票認購權證買賣。然后,我們就一起合伙,下海了。

我是江蘇省最早的10個大戶之一。當時,我們江蘇這幫作家,蘇童、葉兆言、黃蓓佳,個個炒股,都是我帶動起來的。一開始,我、蘇童等幾個人,我12萬,其他人8萬,合用一個賬戶投資。后來為了操作方便,我們就分立賬號了。

當時,我稿費一拿到手,就拿去買股票,在股市我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那時炒股完全靠自學,我的炒股理論是:不聽內幕消息,不迷信K線圖,不買虧損股和ST。我炒股,一般都看大勢,不做今天買明天賣的短線,我就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,奉行價值投資。這些經驗,都是通過閱讀和自己股市上的摸索總結出來的。

后來,我和矯健一起做房地產生意,他當董事長,我當總經理,到廣東惠陽大亞灣搞房地產。后來,我們又到蘇州郊區蓋房子,在蘇州陽澄湖旁的一個小鎮子上。

從1990年到1994年,我做生意也算長了見識,和江湖上各色人等,各路英雄、騙子打交道,生意做得不大,體會不少。隨著國家宏觀調控,經濟危機到來,銀行抽回資金,受沖擊最大的是房地產行業,公司資金鏈斷裂,我們的項目也擱淺了,項目變成了爛尾樓。再后來,矯健迷上了地下外匯期貨,開始瞞著我炒期貨,不斷輸錢,以至于讓我忍無可忍,終至被迫和他分手,另立山頭。

我又到南京江寧祿口,在外秦淮河邊,買了64畝地,搞了一個叫文豪花園的別墅項目。這個項目,是當時南京最早的別墅區之一。我現在在里頭還有幾套房。

下海幾年,多少賺了一些錢。但我畢竟是個作家。金錢并不能夠讓我的靈魂安慰。

有一次在深圳,我遇到一個做生意的朋友,他和我聊起了我的小說。我當時突然就想,幾年的經商生涯,除了口袋里多了一點錢,心里空蕩蕩的。我當時就想,該回家寫小說了,中國不缺好商人,但缺好作家,我就轉身上岸了。

我回家寫小說,同時也繼續投資股市。

2005年,中國啟動股權分置改革。原來不上市的非流通股,現在要上市流通,那么就需要給那些持有流通股的股東,按比例給予對價補償。政策一推出,就出現了波瀾壯闊的大牛市。當年10月,金豐投資(現為綠地控股)啟動股改,我當時是金豐投資的第一大流通股股東,持有約70.25萬股,總價200多萬,因為A股連年下跌,我在這只股票上虧了不少錢。

當時,金豐投資的股改方案是10股送3.2股,我覺得不公平,對價應該在10股送4股,最起碼也要在3.8股以上。我當時在報紙上連續寫了三封公開信,《作家周梅森致全國流通股股東的一封公開信》《周梅森致非流通大股東并國資部門的公開信》和《周梅森致管理層的公開信》,呼吁中小散戶團結起來,在股東大會上投票否決大股東的股改方案。

公開信發表之后,我的電話幾乎被散戶股民打爆了,他們紛紛表示支持我的公開信。2005年11月28日,參與投票的流通股股東中,約41%的流通股股東對金豐投資股改方案投了反對票,從而使該股改方案沒有達到法定贊成比例而被否決。

這在當時是個奇跡:金豐投資成為全面股改后,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東維權被否決的上市公司。因為這事,我成為了當年中央電視臺年度十大經濟人物社會公益人物的候選人。

這些年,我在股市上的收益還不錯,后面的牛市我也都趕上了,賺了不少錢。足夠保障我在家安心寫作。

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認識官場

我沒想到會有機會去政府掛職當官。

那是1994年,我老家徐州正集資修三環路,一個地級市,為追求城市發展,率先修建三環路,帶動城市發展,很有遠見。這個過程中,政府搞了些集資,工資中有十塊八塊被強行集資用作修路,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。

那會我回徐州,對此不滿的人來找我吐槽。我覺得修路,改善交通,帶動城市整體發展,挺好的。我以前回家要3小時,現在40分鐘就到家了。沒想到有人把我說的話,傳給了當時的徐州市委書記李仰珍,他約我見面聊一次,還給我看了許多告狀信。我當時一看,覺得干部要干點事,真不容易。

見面不久后,我接到了徐州方面的邀請,去徐州掛職,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。那一年,我38歲??梢哉f,在徐州市政府的掛職經歷,改變了我對官場和官員的看法。也改變了我的文學創作道路。

我掛職一年多,看到了地方政府的運作機制,親身體驗了在種種復雜利益阻攔下,在當時舊的意識形態的阻擾下,基層官員想做點實事的不容易,也看到了改革是如何艱難起步的。之前,我對國家體制、官員階層的認識很模糊,甚至極端地認為當官的好人不多。我在掛職中看到,官場生活是非常復雜的,表面現象和命題采訪是靠不住的。這種感受激發了我,我希望自己能夠寫一些好官,反映他們真實的工作和生活狀況。

我掛職后,1997年,出版了長篇小說《人間正道》。寫這部小說,我沒敢給《收獲》雜志。因為我之前寫的是新歷史小說,都是純文學作品,這種寫官場、寫改革的政治小說,在當時是被文學圈里的人看不起的。

后來,《人間正道》被央視拍成了電視劇,社會反響強烈。這一次,我小說的版權賣了20萬元,但央視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買了小說后,一直找不到合適的編劇,因為熟悉官場、熟悉正在改革深化的人就更少了。主任胡恩最后找我,讓我自己把小說改成劇本。我答應了。當時劇本稿費是一集1萬元,《人間正道》最后拍成電視劇26集,連帶小說改編權,我總共拿了46萬。電視劇播出的影響力,讓《人間正道》的小說也成為了暢銷書,書反復加印,一下子又賣了11萬冊。

從此,我成為了一個暢銷書作家,《至高利益》《絕對權力》《國家公訴》《我主沉浮》等長篇小說發表出版后,都被拍成了電視劇。作家出版社張懿翎給我出版的每本書,起印量不會低于10萬冊。

當時巴金先生已經90多歲了,他在杭州養病,在電視上看到了《人間正道》的電視劇,就讓女兒李小林給他讀《人間正道》的小說。巴金還問女兒,為什么這個作品沒有發表在《收獲》上?

當時,李小林是《收獲》的主編。就這樣,因為巴老的支持,我的《中國制造》《國家公訴》《我主沉浮》,這三部長篇小說都發在了《收獲》雜志上,每部小說都是兩期,占據了六期。那段時間我常去小林家里談小說,巴老還送我一本《隨想錄》。我那一時期的作品,基本是在《收獲》和《小說界》發表,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和人文社。

巴金晚年,仍然在關心著國家和民族的進步,已經90多歲了,還這么關心當代生活,這個對我是很大的精神鼓勵和支持,也讓我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,獲得了自信,不在乎文學圈對我的看法和眼光,我接連寫出了幾部描寫改革開放的政治小說。

《人間正道》因為被央視拍成電視劇,傳播范圍廣,社會影響大,也給我帶了麻煩。徐州當地很多官員,自動對號入座,非要說我小說里的人物,寫的是他們。甚至一名當時的省政府主要領導也對我不滿,40幾位廳級干部聯名寫信告我,給上級領導寫信投訴我,說我丑化他們,謳歌主人公,當時的省委副書記找我,要我修改《人間正道》。當時把我氣死了,這些人為什么專門找虛構的小說里的壞人形象來對號,那不相當于自首嗎?出版社壓力也很大。因為當時的新華社為此事發了內參。

徐州的這些官員一鬧,我在徐州也沒法掛職了。后來,省里安排我去江蘇省公路管理局掛職副局長。尤為欣賞我的領導,希望我去交通系統再看看情況,再寫部類似《人間正道》的小說。

但我當時的興趣都在寫小說上面,而且《中國制造》《絕對權力》發表出版以后,社會好評如潮,我的創作進入了高潮,除了寫小說外,我還要忙電視劇寫作,我就放棄了去江蘇省公路管理局。

我心里很清楚,我就是個作家,我所有的價值和成就感,都是文學給我的。我不想當官,按照我的性格,也當不了官,混不了官場。

離巴爾扎克距離又近了一步

《人民的名義》之前,我有8年時間,沒有發表出版小說了。

原因是我的政治小說的發表和出版,受到了當時大環境影響,另外,這幾年里我介入了影視劇,也當制片人和投資人。

我現在還有自己的電視劇制作公司。1997年,我的小說《人間正道》《天下財富》都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,播出后反響不錯,但他們對劇本的改動太大了,如果按照我的劇本來拍,我覺得效果會更好。

拍到第三部作品,干脆連名字都改了,小說《中國制造》成了電視劇《忠誠》。后來,我就投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我自己寫小說,自己寫劇本,自己找投資,自己拉班底,拍電視劇。

《國家公訴》《我主沉浮》《我本英雄》都是我自己投資的。導演我請,演員我請,賣給各家電視臺。與其受資本制約,我不如單干。在電視劇制作中,我的投資一般占51%,這樣就能在整個電視劇運作中說了算,我概括為“文學與影視互動,影視與資本互動,尋找最佳經濟結合點”。

現在,電視劇的主動權掌握在我手里。劇本,我寫的時候會一遍又一遍地修改,寫好的故事,讓人難忘的人物,精彩的臺詞。但我完成的劇本,不管導演還是演員,都不能修改。即使不合適,也是我來修改。我要對自己負責。

2015年,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到南京,找我寫一部和反腐敗有關的電視劇。他說,十八大之后,政治反腐成了舉國關注的大事,那么多官員落馬,但卻沒有一部像樣的作品。

我也覺得時機到了。為寫這部劇,在最高檢的支持下,我去南京浦口檢察院體驗生活,進行創作調研。小說里國家部委處長趙德漢“小官巨貪”受賄兩億多元的情節,是以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為原型創作的。這名“億元司長”在2014年被逮捕時,檢察機關在他家中搜查出現金兩億余元,執法人員從北京一家銀行調去16臺驗鈔機,清點贓款,當場燒壞了4臺機器。

看了那么多案例,我心里有了把握。30萬字的《人民的名義》很快寫完了。我先把小說改編成話劇,后來又改寫成60萬字的同名電視劇本,前后共寫了100萬字。

《人民的名義》電視劇劇本出來后,原本談好的幾家投資方,看了劇本后都表示“題材敏感、尺度太大”,怕電視劇不能通過審核,錢打水漂。當時劇組建了,人員到齊,馬上要開機了,突然少了兩千多萬元投資。后來,另兩家影視公司入股,《人民的名義》緩解了燃眉之急,電視劇順利完成。

2017年3月28日,《人民的名義》湖南衛視首播,收視率居高不下,迅速火遍全國,成為當時最火爆電視劇,也成為全社會關心的話題。電視劇播出1個月,我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說,就賣了150萬本,出版社反復加印,后來發行量超過200萬冊。

《人民的名義》這么火,在我期待之中。一個原因是好久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了,因為反腐敗,社會需要這樣的作品,另一方面,我多年寫政治小說的經驗也幫助了我,分寸拿捏得當??梢哉f,中國沒有哪一個編劇、作家,像我這么了解政治,了解官場。

《人間正道》“對號入座”這場風波,讓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官場,促使我從更全面、更廣闊的視角來觀察社會,我選擇的小說題材,必須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,從宏觀上發現問題,這樣我在下筆的時候就相當慎重,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緒帶到書中。

多年寫作,我有兩個創作準則:第一,必須邪不壓正;第二,必須面對真相。那些從高處跌落的職務犯罪分子,極少干部一上來就貪污,大多數都是因為一念之差,或者是因為身邊人出事牽涉進去。他們不是魔鬼,也有血有肉,卻因為一個貪字,落得最后家破人亡。另一個就是現在檢察院先進的高科技,追蹤技術和辦案手段,讓這些貪官的任何罪行都無所遁形,證據確鑿,在事實面前只能認罪。

我有不少官場朋友和社會朋友,對下崗工人等社會群體也很熟悉?!度嗣竦拿x》里,很多故事和情節,不僅來自真實的社會新聞,也源自我自己的經歷。

我弟弟以前工作的煤礦破產了,后來調到一個廠,沒等到退休又破產了?,F在,他夜里幫別人照看小超市,加上退休金,一個月收入一千八百塊錢。我的一個同學,從三十多歲開始擺攤烙煎餅,一輩子就這樣過來了,現在看起來比我蒼老將近20歲。生活里像這樣的故事多得是。

我感到悲哀。為什么?從20年前我就為他們呼吁,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徹底解決。直到現在,我不認為《人民的名義》多么了不起,為什么社會反響這樣大?還是老百姓擁護支持黨和政府反腐敗。腐敗最嚴重的不是貪了多少錢,而是人的墮落,是世道人心的失落。關鍵要改善土壤,改變政治生態,理順關系,讓能干的人得以發揮,讓正氣得以張揚。

現在對我批評最多的是我寫的政治小說不是文學,文學圈內對現實主義作品的偏見一直存在,一些重要的文學獎項的獲獎作品中,竟沒有一部反映當代現實生活的作品。那些批評者都視而不見,對關注當代、關注現實、關注老百姓的作品甚至漠視,堅持所謂純文學。我認為他們偏離了文學的基本立場,因此才導致了當代文學被不斷邊緣化。

歷史上很多時期,中國文學是一直在場的,文學能夠參與歷史進程,文學總是第一個喊出人民想說的話,但是西風東漸以后,文學和生活漸漸隔開了。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,如果在它崛起的過程中,文學總不在場,那它會與人民越來越遠。起碼我不愿意做這樣的作家。

我下一部作品是《人民的財產》?!度嗣竦呢敭a》故事更加曲折復雜,結合了歷史、政治和金融,不是一個企業的故事,它是一個國家的故事,是一個民族的故事,是一個典型的宏觀敘事。

《人民的財產》電視劇一共60集,全劇有四條線,國企腐敗是主線,接下來是京州市的官場生態,實體經濟的困境,小人物的掙扎。深受大家歡迎的李達康遭到了報復,還闖了一場大禍……

我就是一個作家,文學才是我可以熱愛一輩子的職業。沒有這些年商海闖蕩,股市浮沉,官場掛職,沒有這些經歷,我不會寫政治小說這類題材,也不會有現在的周梅森。

我的文學作品,與中國的改革,大時代變遷,和社會發展的軌跡,和我的人生經歷是契合的,始終與社會生活發生關系,講述這個時代的中國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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